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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惟慈:打完了最后一手牌
作者:施雨华 编辑: 胡睿 日期:2014年04月03日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浏览:
 
 
中国网 china.com.cn  
 

傅惟慈:打完了最后一手牌

 傅惟慈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施雨华 本文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施雨华与傅先生这些年的交往的回忆。

【编者按】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傅先生精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翻译过《1984》《动物农场》《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小说,把托马斯·曼、格雷厄姆·格林、毛姆、乔治·奥威尔、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的经典著作引荐给国内读者,产生过巨大影响。

跟傅惟慈先生结缘,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当时《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页的“怀念”栏目由我编辑。2005年9月梅绍武先生病逝后,副主编杨子惦记着约人写一篇纪念文章。梅先生是梅兰芳之子,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把纳博科夫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译了《普宁》、《微暗的火》)。他妻子屠珍女士也是著名翻译家。哈米特的《瘦子》就是二人合译的。

老先生的性子有些急

我给梅先生的老友李文俊先生(福克纳最重要的中文译者)打电话。李先生说,梅先生去世没多久他写过文章,没必要重复。但他可以介绍一位跟梅先生也很熟的老友给我。李先生所说的“老友”,便是傅惟慈先生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

傅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语气中透着老北京的爽朗——想来李先生已跟他打过招呼了。我趁便向他表达了个人的敬意——我读过他不少译著,受益匪浅,尤其喜欢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傅先生似乎有一点意外,听得出来他很高兴,他原以为爱读外国文学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

傅先生又说,格林的小说他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格林在自传《逃避之路》中说,他本人喜欢的并不是最受读者爱戴的《问题的核心》,而是《荣誉领事》和《随姨妈旅行》,后者是他惟一一本为了“好玩儿”而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地说,国内已有的格林译本中《布赖顿硬糖》令人读不下去。傅先生表示赞同:“第一句就错了!”并说他的学生姚锦清有个比较好的译本,他会在校改后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来读了傅先生的文集《牌戏人生》,才知道1981年10月他曾和格林在伦敦会面。此前,他还在以出产棒糖闻名的布赖顿住过两天,像小说中的海尔一样,站在皇宫码头眺望大海,在古堡广场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在书本里探索了二十余年格林创造的奇妙的国土后,我已经踏上了其中一个小小的角落了。”傅先生告诉格林,中国已经有人译出《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但尚未出版。(这个“有人”应该指他本人。傅先生回忆同格林会面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春,彼时他可能还不确定翻译这类书会不会带来麻烦。译稿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傅涛涛”,这是他孩子的名字。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改回本名傅惟慈。)

没过多久,傅先生如约寄来一封邮件。里头除了怀念梅先生的文章,还附上一本《月亮和六便士》,装在一个干净的书袋里。稿子是手写的,字迹清晰而秀逸。我小心翼翼录入电脑中,又仔细查对了几遍,发在2006年9月下旬那期杂志,并给傅先生寄去了邮件(除了当期杂志,还有4月下旬的一期。此前,恺蒂新译的格林作品《我自己的世界:梦之笔记》于台湾出版,她写了介绍文章,以《与格林同梦》为名发在了杂志的“书与人”栏目)。

不想几天后接到傅先生电话,问我为何迟迟不发稿件(想来是邮递迟误的结果)。我解释了一下,并表示再寄一次也无妨。直到傅先生告诉我,两次寄的样刊先后送到,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暗想,看来老先生的性子还是有些急呵。

此后,我们偶尔会通个电话。有一次在淘碟时见到卡罗尔·里德1949年拍摄的《第三个人》,多买了一张,给傅先生寄去,心想他虽译过格林这个名篇,但却未必看过电影。

已经不想再搞翻译

200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容纳了格林5部作品的一个集子,收入了傅先生所译的《问题的核心》,也收入了恺蒂所译的《我自己的世界》。

再过两年,我的职务由编辑转成了记者。未了的夙愿是做一个翻译家系列访谈,头一个想到的是傅先生。在电话中跟他约定,10月下旬时去拜访他。

当时杂志社对出差成本控制极严。27日上的火车,28日到北京,30日就又踏上归途。到酒店之后,在电话中跟傅先生确认了拜访时间。老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们约在了下午3点半。29日上午先去清华国学研究院采访了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老师。下午如约来到四根柏胡同傅府。

傅先生直接把我领进了他的卧室。那是一个不算很大的房间。摆下一张床、一个书架、一张小桌子,已经令人感觉局促。傅先生坦言不喜欢采访,最好是像朋友一样闲聊,但当我把录音笔搁在小桌子上时,他还是默许了。

他送了我两本格林小说译著:《一支出卖的枪》和《布赖顿棒糖》——BrightonRock是当地流行的一种30厘米长的薄荷味棒棒糖,译为“硬糖”是不准确的。让我吃惊的是他一开始就说自己已经不想再搞翻译。一则他原本就不算用功的人,二则当初他搞翻译是不甘心做机器上的齿轮,总被外力推动。翻译虽然只是文字游戏,却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他想借此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尊严。

对于文学,傅先生似乎失去了一度怀有的、在我想象中依然炽烈的感情。他倒是很真诚地向我推荐刚读过的一本书:《赵俪生高昭一回忆录》。在他看来这对比他稍微年长、共同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夫妇,才真活明白了;他们写下的文字才真有力量。他还向我介绍了他认为值得采访的人——协和医院一位热心公益的医生。

打完最后一手牌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不是傅先生主动提起了生死这个话题。我说上午采访刘东老师,他还引了宋人张载那句“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傅先生问我是怎么写的,并取出一个小本子。他说他喜欢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为他写下那句出自《西铭》的话时,我留意到本子上还有些他自己抄录的关于生死的只言片语,猛然省悟,傅先生已经进入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对他而言这不是一个观点,而是时刻要面对的真问题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能“不喜亦不惧”、“无复独多虑”,只是隐约感觉他心中仍有疑惑。

聊了大约3个小时,傅先生留我吃晚饭。他和老伴吃得很少,却特意让保姆做了一大碗炖肉。那是他年轻时钟爱的食物,我们的口味不只在文学方面相近。但在我心里却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模模糊糊认知到某种新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有个念头却坚定了:好好陪前辈聊聊天,或许比采访更重要。

回到广州后,我没整理那天下午的录音,仿佛是在遵守不写稿的默契。倒是买了赵俪生先生的另一本书《桑榆集》,寄给了傅先生。现在想来我是直译了他那句“不喜欢采访”的话,假如“意译”又会如何?

昨天得知傅先生辞世,翻来覆去怎么也找不到那段录音。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有天意。

傅先生译过钱德勒的小说《高窗》。最后一章有这样一段文字:“看着这家人的房子逐渐从我视线中消失,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可是我又把它丢了,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记起我写的是什么了。”丢了,其实也没什么。

傅先生喜欢尼赫鲁的比喻:“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只有意志。”如今他打完了最后一手牌。他又一直是爱远行的人,祝愿他一路上“不喜亦不惧”。

  文章来源: 中国文化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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