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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作者:田正平 阎登科 日期:2018年02月02日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8期 浏览:


  [摘要] 民国前期,傅增湘三任教育总长,这一时期的教育部相对而言最为稳定。他一方面近承范源濂执政思路,在用人及施政上延续已有局面,保证了教育部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远绍蔡元培余绪,任内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商讨民国教育发展大计,并据此修正和完善各项教育法规,把教育部施政水平推进到新的阶段。傅增湘三次任期内教育部的种种作为,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2012年8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民国前期(1912—1928),教育部总长随各派政治和军事势力的消长而更迭频繁。在众多总长中,蔡元培以其首创奠基之功为世人景仰,范源濂因多次出任且颇有成就而为人熟知,但在三任总理和两任总统的更迭过渡中连续三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却不曾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此种现状既与傅氏的相关资料搜集不易有关,也与民国前期教育部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有关。全面梳理傅增湘三任总长期间的诸多举措及其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傅增湘的一生,而且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教育部的实际工作及其作用也有助益。

  一、 初任总长与顺势而为

  1917年底,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去职,帝制之后日益加剧的府院之争告一段落,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受命组阁。12月4日,曾在清末担任直隶提学使,民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肃政厅肃政使的傅增湘被任命为第14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1]61。

  傅氏此次得以出任,既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1917年底的中国政局中,国民党人因在南方组织护法战争,与北方处于敌对状态,不可能参与北京政权的争夺,而进步党人因对北京政局深感失望而宣称不再加入新一届内阁[2]457,组阁人选只能从北洋派人物或与其关系较密切的人士中产生,傅增湘即是与北洋派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早在1902年,傅氏即入袁世凯幕府,不仅被委以重任,而且始终与袁氏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3]91,从而得到其他北洋派诸要人的看重。这一点傅增湘本人也曾述及:“会政地易人,王聘卿(士珍)拜组阁之命,浼余相助,冯华甫(国璋)方摄白宫,亦以旧交敦促。”[4]41王氏和冯氏当时分别任国务总理和大总统,与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刚刚经历过二次帝制喧嚣的北京政府任命阁员时需撇清与帝制有关人员的关系,负责组阁的王士珍先是力邀抵制帝制的前教育总长、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未果[5],又不甚属意虽经徐世昌推荐但在帝制活动中大肆迎合的蔡儒楷,转而倾向于由傅增湘出任[6]。这是因为傅增湘虽在民国成立后备受袁世凯重用,历任民国约法会议议员、肃政厅肃政使[4]41,但他并没有为袁氏复辟帝制揺旗呐喊,而是选择了远离是非中心。

  除上述政治因素外,傅氏丰富的教育行政经验也成为北洋政府任命其为教育总长的重要考量。在入幕袁世凯期间,傅增湘因其在教育方面的经验和见解成为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推行新式教育的得力助手,“袁世凯颇倚以兴学”[7]56。1906年5月,袁氏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即任命傅增湘为学堂监督,在傅氏的努力下,直隶女子师范教育成为全国女子师范教育的样板。1908年,傅氏被主管学部的张之洞奏请延聘兼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4]40,同年10月出任直隶提学使,仍兼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成为清末推行女子师范教育的代表人物。这些事实说明,傅增湘在清末学界中属于思想趋新一派。这样一位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中跻身政学两界且与北洋派关系密切、又在帝制活动中不事迎合的教育家此时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傅增湘于1917年12月6日就职。傅氏虽未直接参与民初教育事业,但亲身经历了清末以来新式教育的发展,并一度成为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傅就职时面临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的特殊任务,也面临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因此,他对教育事业颇欲有所作为。在局势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傅增湘“私计欲协和新旧,使平衡渐进”,采取了稳健的推进策略,“以俟时会之至”,再采取有效举措“保持教育之尊严”[4]41。到部当日接见全体职员时,傅氏即表示“部中办事人员决无更动”,结果是“全体职员乃相率欢跃而退”[8]。由于前任总长范源濂已经按照恢复民初教育方针政策的思路对教育部进行了人事调整,因而傅氏的稳健举措对于教育部而言意义重大,不仅延续了范氏恢复民初教育政策的思路,而且为承袭蔡元培执政方针奠定了人事基础。

  下面以次长袁希涛为例,简要说明傅氏在人事上持稳健态度的重要意义。袁希涛(1866—1930),号观澜,江苏宝山人,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在1903年即在家乡创办县学堂、蒙学堂,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之后眼界大开,先是将龙门书院改造为龙门师范学堂,后参与复旦公学、太仓中学的筹办和创办。不久应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之聘,任直隶学署总务科科长兼图书科科长,此为两人在教育行政上相得之始。1912年5月,袁氏因对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等素有研究,受首任总长蔡元培相邀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13年10月转任视学,1915年10月任教育次长,1916年8月再次出任教育次长[9]。袁氏留任不仅保证了总、次长之间的良好合作,也保证了教育部在长官更迭之际的平稳过渡。

  傅氏首任期间,教育部一方面继续落实此前召开的各类专门性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各案,一方面采取措施应对当时亟须解决的各类教育问题。对于前者,重点是落实傅上任前不久由范源濂主持召开的实业学校校长会议的有关议决案。1918年1月17日,教育部对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议决案“详加核定,量予甄采”,将采录的13件议案汇集成册,通咨各省区“转发各实业学校分别遵照施行”[10]第120册,431。次日,又针对各地方实业发展“需要不同、情势互异”的状况,秉“因地制宜,按切时势”之思路,明令各地实业学校对“教授课程及设置科目等”按照地方情势办理,以“切实改进”[10]第120册,527。1月29日,教育部与农商部会商后共同发文要求各省实业、教育两厅“设实业教育教材调查员”,对各实业学校教材一年一次进行调查,力求实业教材“切合地方情形”[10]第121册,269。为保证实业学校之经费,采纳会议“实习收入应请通令各省完全留归各校以为扩充实习设备之用”的建议,通令各省教育厅“查照酌量办理”[10]第121册,76。同时针对偏僻省份实业学校分布多在省会,交通不便加之民生艰难,“各县乡来就学者甚鲜”,采纳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免收学费、酌量提供膳宿等费的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依地方财政情况酌情办理[10]第121册,269。2月28日,教育部又商咨农商部采录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每年每校选派一二人至国内及南洋或欧美等地练习,并责成各该练习生详细报告各个人练习之成绩及各该地方农工商之状况以资借鉴而图改进”的建议案,通咨各省“查照酌核办理”[10]第122册,468。1914年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资本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掠夺,民族资本主义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实业人才的缺乏成为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傅增湘首任期间对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议决案的贯彻落实,正适应了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

 后者主要是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采取应对措施。如在小学教员方面,1917年12月11日教育部修正《小学教员检定办法》,规定“检定委员会由省区行政公署组织改由教育厅组织”,委员长改由“厅长委派科长一人充任”,常任各员由厅长委任[10]第119册,407,从而实现小学教员检定由省区行政公署负责到由教育厅负责的顺利过渡。对于检定教员过程中出现的各师范学校自主招收的一年毕业之专修科学生,教育部于1918年3月9日令各省“先查其主要学科于小学教员是否适用,如为手工图画体操之类充任该项专科教员尚无妨碍,准受无试验检定,但欲兼任他科教员仍应照章施行试验检定”,力图保障小学教员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推行[10]第122册,457。在师范教育方面,1917年12月10日通知各省将师范学校分区情况上报,并要求各师范学校随时视察各地方教育状况[10]第119册,318,作为实施地方教育改革的依据。鉴于以往师范毕业生多有“未遵章服务,或经营他业,或旷废闲居”,于“义务教育前途多所窒碍”的情况,教育部于1918年2月6日令各师范学校在学生毕业三个月前将有关表册上报本省区行政长官,由各省区“先期计划增设若干校数并查明应行添派之教员人数”,以便师范学校毕业生迅速就业,不致有“仰事俯畜”之虑[10]第121册,299。此外,教育部还对专门以上学校教育、留学教育及社会教育等采取了一些措施。

  教育部上述活动的开展一方面说明了傅增湘稳定过渡策略已经取得预期成效,各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表明傅氏对民元以来召开教育会议以推进教育事业这一执政思路的认可。随着傅增湘在复杂形势下得以连任,其执政重心开始由顺势而为向有所作为转移,由稳定过渡向稳中求进提升,工作重心是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的相继召开,工作范围也逐步扩大,打开了新局面。

  二、 连任总长和三次全国性教育会议的相继召开

  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内阁倒台,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傅增湘再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918年底段祺瑞内阁垮台,钱能训受命组阁,1919年1月11日,傅氏第三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

  傅氏连续两次获得留任,除此前所述与北洋派的渊源关系及其清末的教育行政经验等因素有关之外,也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情势及傅氏首任期间的执政作为获得各方首肯直接相关。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的重新上台系南北对峙并未消除、冯国璋迫于南方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段氏上台之后依然主张对南方护法力量使用武力解决,因而不愿北方政局出现大的动荡,而且原内阁中主要职位均系皖系人物,也无调整阁员之必要,因而段氏主张旧有阁员“无甚更动”[11],于是,3月29日傅增湘被第二次任命为教育总长[1]62。段氏重新上台后,一方面对南方动用武力,另一方面大肆向日方借款以建设军队和打造安福国会,其行为与当时国内的和平要求背道而驰,不仅进一步激化了府院矛盾,而且招致全国上下的不满。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冯国璋同时去职,段氏自知不为国人所容,也辞去国务总理之职[2]461,由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钱氏遂与众阁员商定“代理期间暂不提出辞呈,俟组织正式内阁时再行提出”[12]。由于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及南方国民党人等各方力量角逐甚烈,组阁一事迁延日久。直至12月14日,钱能训才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1919年1月7日内阁名单在国会获得通过,1月11日傅增湘第三次被任命教育总长。对于此次任命,钱能训在参议院说得颇为明白,即远因傅氏“直隶提学使任内即颇有成效”,近因“在教育总长任内整顿学务不遗余力”[13]。傅氏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凭借自己的学识、人脉及行政能力得以两次重任,为其执政理念的进一步落实创造了条件。

  连续两次留任期间,教育部荐任以上官员当时教育部实行官职分离:官等有九等三级,其三级分别是简任、荐任和委任,教育总长作为特任官不列入官等;职级有总长、次长、参事、秘书、司长、科长、视学等;荐任级以上官员即相当于科级以上官员,为部中骨干群体,因而笔者将这一群体的人员变动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有三人出现更动,七人被提拔,即:1918年7月25日,荐任徐鸿宝为秘书[10]第137册,42;8月9日因佥事牛献周被停职,编审员路孝植暂署佥事[10]第131册,283,并于1919年1月4月正式荐任为佥事[10]第133册,137;1918年9月23日主事胡家凤、张文廉、赵桢、杨维新、王丕谟、陈延龄、高丕基等七员以荐任职升用[10]第142册,109;1919年4月4日专门教育司长沈步洲出任欧洲留学生监督,秦汾被荐任为专门教育司长[10]130册,648。对分发到部的“学习员”在期满后均去“学习”字样留部任用。其他人员均未更动。

  下面来看调整的荐任以上官员。秦汾,北京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时任南京商业学校教务长,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行政经验,其留美背景给教育部带来新的活力,也与期间留美归国人员增多和影响渐强暗相契合;路孝植,举人出身,历任清学部员外郎,教育部科长、司长等职,极富教育行政经验;徐鸿宝,举人出身,不仅长期从事图书编译和管理工作,而且有担任政府文案的经历[14]第180,207,359册。从上述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傅氏用人注重专业与经验及因事择人的鲜明特征,这些精干人员的升用不仅有利于提高教育部的行政效率,而且为傅氏此后的工作作好了人事铺垫。

  在进行适度人事调整的同时,傅增湘充分利用获得连任的“时会”,适时调整工作重心,循民初以来蔡元培、范源濂召开全国性教育会议、集全国各地教育人士之智慧以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执政思路,在1918年4月至10月间相继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中学校校长会议等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傅氏前期顺势而为的执政思路至此转变为开拓民国教育新局面的具体行动,力图实现其“保持教育尊严”的执政预期。表11918年间三次专门性全国教育会议简表

  会议名称召开时间与会人员议决案简况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1918年4月全国各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有关部员。议决案共6项,包括招生名额分配、附属学校管理、毕业生服务办法等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校长会议1918年10月经教育部认可或准予备案之专门以上学校校长;有关部员。议决案共47项,其中教育部交议20项,各学校代表交议27项。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1918年10月各省中学20所以上选3人,20所至5所选2人,其余选1人;有关部员。议决案共25项,其中教育总长交议7项,各学校代表交议18项。资料来源: 邰爽秋等选编《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上海)教育编译馆1935年版,第570687页;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304、311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504页。这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有以下特点:(1)召开时间较为集中。三次会议均于1918年间即傅增湘第二届任期内召开,此后政局剧烈动荡对教育部造成的冲击证明连续密集召开三次会议确实非常及时和必要;(2)内容丰富且针对性极强,其中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涉及招生、毕业生就业及教授管理等重要内容,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议决案更是涵盖学校规程修改、学科设置管理、教授方法等多方面内容,中学校长会议也针对学科设置、毕业升学、教育宗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3)交议案主体多元,不仅有教育部提交的议案,还有大量来自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及教师代表的提案,交议案本身就集中了全国教育界人士的共同智慧;(4)更为重要的是,这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与此前蔡元培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汤化龙任内召开的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范源濂任内举行的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和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等一起,形成以中央行政之力、集采全国教育界学人之智慧对民国教育进行规划的完整链条,标志着教育部对全国教育事业由总体规划到各级各类教育的具体规划基本完成。

 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的召开是傅增湘任内最为重要的举措,其形成的诸多成果陆续被采用和颁布实施,对这一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 多种举措推动民国教育事业发展

  随着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的次第召开,傅氏以这三次会议议决案的采纳为工作重心,形成了全面推动民国教育发展的局面。三次专门性全国教育会议的议决案采纳情况大致如下:

   表2傅增湘续任期间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议决案采纳情况

[转载]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转载]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转载]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来源: 《政府公报》第128册第6264页;第129册第165167页;第130册第5960页;第138册第333页;第139册第1215、34页;第141册203、211214、230、260页;第142册第343、476、603、645页;第143册第155158、598、620621、641648页;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251页等。从上述教育部对三次教育会议议决案的采纳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采纳比较及时,如高等师范学校会议议决的各案仅一个月后即通令各省施行,说明这一时期教育部行政效率确实较高;第二,对会议成果持续关注,坚持落实,部分成果的落实一直持续到傅增湘去任、袁希涛代理部务期间,显示出教育部对三次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议决案的重视;第三,对各议决案的采纳有所偏重,即对关于教育教学及管理等教育部权力范围之内的议决案采纳落实及时,但关于经费方面的议决案却极少落实,反映了教育部在现实情状之下的无奈。

  在集中精力贯彻三次教育会议议决案的同时,教育部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推进教育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落实以前召开的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及师范学校校长会议有关议决案。教育行政方面主要是颁布《省视学规程》和《县视学规程》,在制度上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贯通一致的教育监督体系[15]384,390。在实业教育方面,针对甲种实业学校多有接收乙种实业学校毕业生之情况,申明“甲种实业学校招收学生应以高等小学毕业者为原则,以乙种学校毕业者为例外”,以符合实业学校设立之宗旨[15]449。师范教育方面则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35条[15]179。(2)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变革作出积极回应。首先,加紧推行国语运动,公布《注音字母表》,成立领导国语运动的专门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16]591。其次,设置教育调查会,负责“调查审议教育上之重要事项”,供教育总长咨询[15]402。(3)试图解决比较棘手的教育问题。首先是教育经费问题。重新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降低奖励门槛,扩大奖励范围[15]396397。通咨全国各地按照《地方学事通则》及《施行细则》,加强教育基金管理,不得挪作他用[15]254。其次是针对外人在华设学问题,教育部通咨各省自1917年起将外人设立学校调查表与教育统计表一并上报[15]400,为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做好准备。

   连续召开的三次专门性全国教育会议使教育部在推进教育事业过程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全国教育事业出现了继民元蔡元培、范源濂执政期间教育发展高潮之后的第二个高潮。据统计,在学校教育方面,在初等教育学生数1917年为3 843 455人,1918至1919年间为4 852 642人,比1917年增加了100多万人[17]379。师范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师范学校遍布全国,共计148所,在校学生22 924人[18]899906。专门学校进步明显,其中专科学生从1917年的1 552人上升为1918年的7 863人,预科学生由850人上升为6 790人[19]654655。社会教育方面,各类设施也由1915年的9 213处上升至1918年的12 351处[20]135136。

  综上观之,在教育事业遭受复辟帝制冲击之后亟须恢复、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又对教育事业提出新要求的特殊历史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原有的人际关系及其自身的学识能力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历史机缘把傅增湘推向了前台。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在经历两任总统和三任总理的混乱政局中,傅氏秉承蔡元培、范源濂的执政路向,采取稳中求进的人事调整策略,秉承召开教育会议、筹划教育事业的施政路向,集中全国各界智慧,促成相关法令规程的细化和完善,把教育部管理和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民国前期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为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份历史功绩不应被后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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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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