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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研究《红楼梦》:看到资本主义萌芽证据
作者:责任编辑:上官云 日期:2014年06月16日 来源:福州晚报 浏览:
    傅衣凌(1911—1988),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州人。厦门大学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开创者、奠基者。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著作等身,学术风范为学界众口称誉的学术丰碑。其论著启发和影响了“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美国许多明清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学者。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则从新旧红学家罕有人涉及的社会经济学角度作了深入浅出的专题剖析,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红楼梦》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更好地阅读和欣赏这部古典文学巅峰之作,是个极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一

  1954年,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全国掀起批判俞平伯并引至对胡适实验主义的批判。这场批判运动对新红学的得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虽没给予理性评述,却推动了红学的大普及,把红学带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批判运动也吸引了一批社会科学一流专家学者加入到研究《红楼梦》的行列,傅衣凌就是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1955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发表题为《从〈红楼梦〉一书谈到清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的史学长文,以学者的审慎眼光,从他擅长的社会经济史角度解读《红楼梦》,为广大红学爱好者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

  1939年,傅衣凌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为躲避日机轰炸,在距城十多里的黄历乡一间老屋发现一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嘉靖年间以迄民国,有田契、租佃契约以及账目等数百张,由此整理成三篇文章,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也是傅衣凌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在此后的研究中,傅衣凌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记载来证史。他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趋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趋势,又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其与福建有关的论著,如《福建农村的耕畜租佃契约及其买卖文书》、《论明清时代福建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银主”》、《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邓茂七抗租斗争和明中叶农民的夺地平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摘抄》、《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 闽俗异闻录》等等;其与福州有关的论著,如《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的抢米风潮》、《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记清代福建长乐的乡约》、《清末福州郊区人口的职业变化》、《重印〈闽都别记〉序》等等,都能看到他如何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傅衣凌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使他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形成一个学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

  《红楼梦》是傅衣凌以小说证史的一大案例。《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伟大著作。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康熙末年至乾隆上半期,童年在江南织造世家中度过,使他首先呼吸到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新鲜空气。现实社会的存在反映到这位天才作家的头脑中,使他赋予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以新的思想意识。贾探春在大观园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经济中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缩影。曹雪芹以文学的形式展现自己生活的时代风貌,把他的切肤之感用典型人物、典型环境表现出来。通过对《红楼梦》的剖析,傅衣凌让我们看到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如初春的点点嫩芽,悄然孕育成长。

  二

  鲁迅说,读《红楼梦》的眼光因人而异:“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傅衣凌看《红楼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丰富证据。他说:

  “明清时代中国即已出现有资本主义的因素,惟是中国的原始积蓄是在极缓慢的过程中进行,其所以缓慢的理由,即‘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劳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自明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的若干经济部门中——如纺织工业、制盐工业、冶铁工业等,若干经济地区中——如江南地区及闽粤沿海各省,都出现有一定量的雇佣劳动者,且自工业而影响到农业,并出现了一定量的富农阶级和经营地主的最初萌芽形态。……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期中,在当时特定的中外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它和封建经济隆盛期的商品经济是有所区别的。因而《红楼梦》时代的历史背景,一面是封建经济的崩溃过程,同时,又不可忽视他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孕育过程。这一个转变过程,就在《红楼梦》本书中也可得到同样的反映,并且是在明代经济的基础上而继续发展的。尽管这一个反映是很不完整的,然而从分散的、零碎的个别事实中,亦可大略看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正是处于封建社会的解体期中。”

  《红楼梦》53回乌庄头交的一大张地租清单,是人们最常引用的地主剥削农民的铁证,但傅衣凌却注重其中“外卖梁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的记述,和所交纳的蛏干、海参等并非农民自产,即是向市场购买,说明这时商业、城市产业、商品生产及货币流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生产物也出现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按接近价值去售卖,使货币地租的出现成为可能。由于商品生产的发达,有些地主生活的来源除地租处,也开始出现有经营商业性的农业。56回写探春原以为蘅芜苑和怡红院两大处没有出利息之物,李纨告诉她:“蘅芜苑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还有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单这没要紧的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79回说的“桂花夏家”更典型。香菱说他家“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足见商品生产在他们社会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红楼梦》中几个大家都有经营商业。王家,如凤姐所说:“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16回)薛家是皇商,“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有各省“买卖承局”,“京都中几处生意”(4回)。薛家又开当铺,并兼营其他买卖,如48回张德辉说的“纸扎香料”等。夏家也“同在户部挂名行商”(79回)。贾家曾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16回)。贾家又以高利贷著名,凤姐把丫头月钱拿去放债,几年间翻出几百来;她的体己利钱拿去放债,“一年不到,就是上千的银子”(39回)。商业的发展总会侵蚀封建制度的基础。在《红楼梦》里,商品种类繁多,还有不少洋货,如金表、自鸣钟、西洋葡萄酒、西洋画等,这些都从西方商人处来。84回写配药,凤姐怕牛黄不真,王夫人道:“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他家蟠儿是向与那些西客们做买卖,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

  商品经济的发达和银钱货币的使用,发展了经营银钱业务的钱铺。24回说醉金刚倪二借贾芸一笔银子,“贾芸因走到一个钱铺里,将银子称了称,分两不错。”并有便利银钱移转的汇兑制度。造大观园时,贾琏问下姑苏采办的银子动哪一处的,贾蔷道:“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缦的使费”(16回)。雇佣制度也很发达,有花儿匠、山子匠等各种名色,工资都以货币支付。27回中凤姐曾吩咐小红:“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一百六十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材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商业上的佣工制度也存在。如86回说张三“不是佣工,是做当槽儿的”;110回说贾府送殡要出去“雇车子”。大量的雇佣者存在,正表露出自足自给的封建经济日渐动摇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已有些分离,可与其他文献所见到的互相印证。

  在《红楼梦》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不难见到,这正是封建社会解体期的一个特点,如第1回:“士隐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114回甄应嘉亦说:“近来越寇猖獗,海疆一带,小民不安,派了安国公征剿贼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抚,但是即日就要起身。”说明《红楼梦》时代社会矛盾已日在深刻变化中,于是昔日声势赫赫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不得不露出破绽来。53回乌进孝对贾珍说:“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贾蓉也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指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100回薛姨妈哭着说:“京里官商的名字已经退了,两处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料着京里的账已经去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和住房折变才够。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谎信,说是南边的公分当铺也因折了本儿收了。要是这么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其余王家、史家、夏家也都在没落中。这六亲同病,决非偶然,刚好说明《红楼梦》时代是新旧交替的过程。

  经过上述剥茧抽丝、独具慧眼的解读,傅衣凌总结说:“以上我只是就《红楼梦》一书中所见到的一些事例,自然,作为说明清代的社会性质是不够充分的,然而重要的是《红楼梦》这一些反映旧的没落与新的孕育的过程,我们在清代其他文献里也得到证明。惟因《红楼梦》时代中国的原始积蓄过程尚在极其缓慢中进行,于是也就反映《红楼梦》一书中,他不但揭发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丑恶的一面,也微弱地显露出对于新理想的追求,反抗旧传统的斗争,这一个‘微弱’,正和中国原始积蓄过程是在缓慢中进行相适应的。”

  

  常人研究《红楼梦》,多只偏重于“曹学”、“脂学”、版本学的研究,注重曹雪芹百年家世及其败落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这是对的,但远远不够,因为它缩小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深广内涵和历史意义。我们还要把《红楼梦》放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红楼梦》的深刻含义。傅衣凌对《红楼梦》的研究,正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进行解读,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叙述和描写中让人们看到处在转型期的清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旧的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一切虽然仍处在绝对统治的地位,社会仍是沉沉暗夜,但一切腐朽的正在加速腐朽,新的事物、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思想意识正在潜滋暗长;《红楼梦》不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而且是当时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反映。因此,正确理解曹雪芹的时代,也是正确解读《红楼梦》的一条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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