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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三十四年前的北大竞选
作者:傅国涌 日期:2014年07月29日 来源:凤凰首页资讯 浏览:

    在现代中国方生与未死的较量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冲突。加强控制和对“失控”的担忧,始终是纠缠这个国家上层的心结。

    1978年到1982年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张曼菱,年初出版她的《北大回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1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章《竞选及其细节》,她有幸赶上1980年在北大及全国许多高校举行的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成为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资源。难怪她会如此动情地写下这些话——

    “在青年人想要闯出一条新路的同时,在老体制中生活惯了的人总觉得,这是‘失控’。两种治理思维的交锋,在这次竞选中显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方生与未死的较量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冲突。加强控制和对“失控”的担忧,始终是纠缠这个国家上层的心结。

    我曾经是一名‘竞选者’,而今“知交半零落”。当年与我竞争的校园对手,以及为我助威的盟友们,俱远隔天涯。但这一幕,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生命。

    1980年,刚从“文革”劫难中走出、重登权力巅峰不久的那一代中共老人,对无法无天的“文革”权斗尚有切身痛感,心有余悸,愿意在通往政治文明的路上做一些微步之探,在立法层面有所行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三十年来,这部选举法首次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激励了在校大学生,在选举法施行当年举行的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有学生出来竞选。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2个月间,北大先后有18位学生候选人出来竞选,从竞选宣言、大字报、选民见面会、答辩会到出版刊物、民意测验……给沉寂已久的未名湖畔带来了公共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当时即有历史系学生刻意收集竞选材料,并付诸印刷,以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

    经济系的张炜已经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兼北京市学联副主席,还要站出来竞选,他提出了温和的改革主张,表达对民主的看法,认为:“民主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

    技术物理系78级的王军涛当年22岁,却经历过“四五”运动、民主墙的磨练,坐过牢、办过民刊,时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1月3日他写下简短而有力的《竞选宣言》,正是最后这句竞选口号“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瞬间就抓住了张曼菱,这位来自云南的中文系女生,令她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也贴出了《告选民书》,提出“实现人的价值”,以女性视角举起人性解放的旗帜,呼唤“现代化的妇女形象”。中文系77级女生刘娟在《竞选宣言》中也提出:“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自我完善的良好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身价值”。

    国政系的房志远、杨百揆、田志立,经济系78级的夏申,哲学系的杨利川、易志刚,物理系的于大海,法律系的袁红兵,中文系的姚礼明,图书馆系的许欣欣,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等先后参与到这次竞选中。最终哲学系78级研究生胡平以力倡言论自由,而在学生选取赢得3467张选票,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全部选民6084人,投票率91.2%,王军涛、张炜分别得了2964、2052票。

    张曼菱得到695票。她的回忆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当时掌权的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副书记马石江,这两位老派共产党人对他们参与竞选给予支持,不仅提供竞选所用的物资(纸笔浆糊胶水等)和场地(开放教室和办公楼礼堂),即使在面临压力之时还能给上面写报告,保护他们的参政热忱。这是小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大环境,邓小平等人对于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最初是支持并愿意推一下的。直到1987年他对于这一点也还没有否定,至少在口头上。1987年4月16日,他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既然是直接选举,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生参与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完全就是合法的,当局没有足够的理由来阻拦。邓小平的这些话是1987年,以他当时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全世界的公开承诺,也就是中国即使继续在中共治下,到2030—2040年间也是要举行全国性普选的。这条路之所以还不能马上就走,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换言之,是因人口和文化素质的障碍,所以还要等半个世纪。1980年的校园竞选足以击穿他所谓的“文化素质论”,即使退一万步讲,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有什么不可以吗?比如说将他认为文化素质够的这部分人来参与选举。残酷的现实却是,1989年血染长街之后,当年参与过北大竞选的候选人(乃至各地高校的候选人)也风流云散,散落世界各地,张炜辞职抗议杀戮,远赴英国,放弃了仕途前程;王军涛锒铛入狱,几年后流放美国;胡平、于大海、房志远等人则早已去国;留下来的杨百揆、张曼菱等人也备尝艰辛,中国还是过去那个中国,他们那一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自会有公正评价。

    而今,邓小平的话落地已有二十七年多了,即使区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也只是写在纸上,关于“普选”的画饼当然更不可能充饥。邓的后继者早已失去邓当年对未来的预期,他们不再有时间表,只想抓住眼前的稻草,拥抱此刻的荣华,并幻想这样的荣华可以继续覆蔽子孙,最好当然是世世无穷。在这种压倒一切的庸人心态支配下,他们不会将邓小平1987年承诺的普选放在心上,更不会有任何迈下政治文明的行动了。他们的路已走尽,他们的权已到顶,他们的利益在此刻当下,他们没有未来,也不愿想象未来,当他们的子孙已完成移民之后,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眼前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资源之地,而不是他们世世代代的母国,母国的生死存亡对于他们轻如鸿毛,而他们个人和一家一族的富贵兴旺才是他们拼命也要抓住的流沙,说穿了,对于他们所委身的那个党的命运,其实他们也并不真的关心,只是眼前这个党可以给他带来权力和财富而已。既然邓小平以坦克回答了二十五年前国人一切善良的呐喊,他在1987年还有政治自信之际作出的判断和公开的宣告,也就注定了归于无效。半个世纪转眼将临,他们也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迎接这一刻的到来。时代洪流不可抗拒,在这个残酷的历史过程中,无权无势者固然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以轻狂之心面对一切困难、浩劫的有权有势者,最终也将被滚滚的洪流卷走。面对现实,对于他们,不能再有幻想,不能再抱奢望,不能再有期待,有之,也只有怜悯。

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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