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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傅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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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思想变了 笔墨就不能不变
作者:傅抱石 日期:2017年10月07日 来源:中青在线 浏览:

    

     
     傅抱石(1904-1965),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江西新余,现代著名国画家。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1949年后曾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职。擅画山水,中年创为“抱石皴”,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尤擅作泉瀑雨雾之景。晚年多作大幅,气魄雄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人物画多作仕女、高士,形象高古。著有《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等。

  ××同志:

  您给我的信,收到多时了。因为正在写一篇别的东西,放不下手,迟迟奉答,甚是抱歉。

  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们到外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在国画创作——尤其山水画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随便谈谈。

  去年九月,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心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出省参观、访问,目的是: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从而改造思想,提高业务。一行十三人(六十岁以上的三人:苏州余彤甫,无锡钱松喦,镇江丁士青;五十岁以上的两人:我和苏州张晋,这是我们此行中的“五老”,此外都是青壮年)扶老携幼,队伍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狭窄,尤其我们几老,多数长期范围在“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

  我们是先到郑州的。先后访问了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嵋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前后三个月,包括来往路程大约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参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建设;访问了不少全国知名的人民公社;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韶山毛主席故居,炭子冲刘主席故居,重庆的红岩村、曾家岩,长沙的清水塘,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遗址;游览了龙门石窟、华山、峨嵋山。此外就是和各地的兄弟协会、艺术院校举行观摩与座谈。在这些活动的同时或空余时间,有条件则勾勾画稿,大家掌握,没有规定。

  建国十一周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过的。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同时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尽管只有四天,却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育。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毛主席的旧居,我们都一一瞻仰过……看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志那种异常简朴、异常艰苦的生活,饮水思源,大家莫不肃然起敬。

  延安您是熟悉的,我想告诉您一个小插曲: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美丽。我和钱老不约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天气,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要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差不多了。您相信么?这一切一切……包括后来瞻仰过的许多革命遗址,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但诞生了不少新的美丽的城市(像三门峡市),旧城市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这次所走的地方,别的不谈,四川是我曾经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尤其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整整八年半,难道还不够“老资格”?一路上,我总喜欢向同志们谈四川这,四川那,表示自己“硬是得行”的样子。谁知一到成都,连“祠堂街”也找不到了。这还可以原谅,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时期。“重庆看我的吧”。哪晓得重庆的变化更大、更彻底,自己出门都要请人带路,别的就不必谈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自然很有限,也很表面,然而对我们特别是几位年事较长、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一方面是欢喜赞叹,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

  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幸福的远景,深深地教育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它绝不是苏东坡说的“烟耶云耶远莫知”那样,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九分钟出一部拖拉机;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车皮;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自愿节约一些,外调了一千多万斤粮食;到处是建设工地,绿荫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还有,过去又脏又闹而现在已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展览、演奏,诸般杂耍,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我们画山水的,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古道、夕阳、昏鸦”么?

  为什么?现实的教育,思想的变化。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就我们此行来看,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到了重庆,据个人浅薄的看法,变化的苗头渐渐露出来了。我对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同行的各位的笔墨,不加任何款识,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可是在重庆的观摩会上,却有好几幅使我踌躇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请教诸老,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志过来,问:“这是谁的?”“这是丁老的。”原来古人早就说过“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兴奋极了。我们的这种“变”,是气象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发和教育。从业务的提高来看,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蛙步,距离形势的要求还差得太远。

  我们一路,不管是火车上、轮船上、旅馆里还是古庙里……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就读读报纸、谈谈政治理论,或者聊聊一些有关业务上的问题。没有固定的会议形式,也不作任何的结论,大家随便谈。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业务——如何把国画创作提高一步,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等等问题。

  当我们从华山脚下玉泉院上山向娑罗坪进发的时候,不久就峰回路转,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耸云端的西峰,真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忽然后面有人高声叫着:“哈哈!这才解决问题呵!”那种兴奋的情绪,的确用文字很难形容。今天想来,“解决问题”固然有待于今后不断的努力,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平畴千里的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对于长期沉潜在卷轴几案之间的山水画家,一旦踏上了“天下险”的华山,您能禁得住不惊喜欲狂吗?

  于是大家的谈锋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画华山得名的王安道(即王履,他名作《华山图》现存)身上。您一句,我一句,不经意处倒牵扯到不少如何体会古人和怎样表现时代气息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优秀的绘画传统问题。

  多数认为王安道的《华山图》是有生活根据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华山的气概、面貌,是祖国一位杰出画家。也有的从“皴法”来研究问题,认为华山最突出的是“荷叶皴”,过去在《芥子园画传》看到的固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王安道的《华山图》也意多于法,并不怎样典型。记得钱老从北峰一下来,劈头就说过:“我今天找到真正的‘荷叶皴’了。”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我们从《华山图序》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无动于衷地仅仅把华山抄录了下来,而是画了之后很不满意。怎么办呢?于是就把它(华山)“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华山图序》),放到整个精神生活里面去,反复洗练,不断揣摩。等到“胸有成竹”执笔再画的当儿,自然而然地就“但知法在华山,竟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同上),完成了有名的《华山图》。我们后来在游峨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搁”,边走边谈,边谈边画。尽管减头去尾,不成系统,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受出发,也是从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愿出发。我相信,要不是跑这一趟,呆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

  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哪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却清楚地、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对自己多年拿手的(习惯、掌握了的)“看家本钱”开始考虑问题。这是极为可贵,极为难得的。所谓考虑问题,绝非说“看家本钱”全要不得,笔墨全没用了。决不如此。而是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

  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值得一提。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们到了“三门峡”,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过蓄洪变“清”了。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今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为害几千年的汹涌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变得一平如镜,清澄碧绿,将永远为人民造福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哪知道就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不小心,还容易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这是一次。后来,由西安乘汽车到延安去,第二天由铜川开车,将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后,陕北高原那种雄伟而又朴厚的气象,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除了陪我们去的石鲁、蔡亮几位画家之外,我们全是第一次的瞻礼者。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恨不得分秒必争地把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画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画了不少。可是,今天应该怎样画黄土高原,又怎样画“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的解决,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解决的课题。这又是一次。

  我们一路上还接触到这么一些问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毛主席的提示是多么正确!以前也多次学习过,可是今天才从心坎里领悟到它是真理。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识到光靠笔墨,光靠传统,不解决问题。认为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记得余老在一次讨论会说过一段比较沉重的话。他说:“我过去有三种病:第一是‘思想顾虑’的病,解放以来,党号召国画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也下厂下乡,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尝试,万一失败,岂不见笑于人。第二是‘笔墨束缚’的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惯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知相亲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尽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因为受笔墨的约束,却变化不大。第三是‘贪多、讨好’的病,见什么就画什么,什么都向画上堆,惟恐别人说画的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有意无意的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话犹未了,真是满座为之一震。我们几老都觉得自己“三病”俱全。既是通病,于是赶快研究“经验良方”。通过反复讨论,结果一致肯定:只有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加紧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加强锻炼,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找到了“特效药”,满座又信心高涨,为之一喜了。

  因为我们“五老”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过去教教书,画画画,为的是糊口,用不着“走万里路”,甚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开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事业和国画家们无微不至的重视和培养。曾经是织绸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一再感动地说过:“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不是解放,我再活六十年,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得到重视,跑这么多的地方……我真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一点不错,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志们的共同心意。

  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总之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问题。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多多帮助我们。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南京

  (文/傅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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